新媒首发 | 贺小军：认罪态度对量刑的影响实证研究——以A省B市为例子
（感谢深圳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委员会主任黄云为“司法兰亭会”题字）
贺小军 | 甘肃政法大学公安分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西北民族地区侦查理论与实务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四川大学法学博士；“双千计划”人选；台湾中正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从事侦查学、刑事诉讼法学和司法制度教学研究，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对侦查取证机制影响之实证研究》、教育部项目《量刑证据：基础理论与实证研究》、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甘肃省公安机关刑事司法法治发展指数研究》等。
独立出版《精神病人刑事司法处遇机制研究》《量刑证据：基础理论与实证研究》两部著作；在《法学家》《法律科学》《政治与法律》等发表论文多篇，人大复印资料转载1篇。博士论文获第二届陈光中诉讼法学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奖；2017年获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本文发表于《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12期，人大复印资料《刑事法学》2016年第1期转载。
在我国，无论是立法、司法实践还是理论研究，认罪态度对量刑的影响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通过实证研究表明：认罪态度在量刑要素总数中所占比重较大，而尤以认罪态度好所占比例最高；不同认罪态度类型对量刑的影响有所差异，其中认罪态度好对量刑从轻影响较为显著，但在不同案件类型中却显示出明显的差别；认罪态度对量刑的影响在不同主体之间差异较大，尤其是认罪态度好已成为律师努力追寻的常态要素且对法官从轻量刑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究其原因，主要与“坦白从宽”的惯习思维（观念驱动）、认罪态度认定要求不高（制度驱动）及认罪态度调查成本较低（功利驱动）等因素有关。然而，以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与保障量刑公正之标准检视，可以发现：认罪态度对量刑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认罪态度与其他量刑要素受到重复评价，认罪态度受到法官积极、主动地评价等问题。我国应当通过立法明确认罪态度对量刑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建立常态化的认罪态度评价机制。
关键词：认罪态度；量刑；量刑证据
一、问题的引出
刑罚公平的实现取决于量刑中是否适当反映出被告的行为内涵、责任能力及犯罪后态度，而认罪态度显然为犯罪后态度之真切反映。那么，认罪态度对量刑是否有影响及发挥怎样的影响，这无疑是理论界、实务界不容回避的问题。然而，在我国，无论是立法、司法实践还是理论研究，认罪态度对量刑的影响尚未得到足够重视。概而言之：立法不明、实践任意、理论不足。
立法上，虽然规定了认罪态度为一种酌定情节，但并未明确认罪态度的内容及其对量刑的具体影响。比如根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简称《量刑指导意见》）第16条规定，“犯罪后的态度”为酌定要素。同时，《量刑指导意见》第30条规定，“认罪态度较好”成为对被告人可以免除处罚的情节之一；其第32条规定，“犯罪后认罪态度不好，不退赔、无悔罪表现的，不得适用缓刑。”《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第9条规定，量刑评估应当考虑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这一酌定情节。总体而言，对于“自愿认罪的被告人”，立法规定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但是，对不同认罪态度类型的被告人给予何种刑罚比例尚未清晰化。立法对认罪态度较为模糊的定位，使得认罪态度的评价及其对量刑的影响似是而非。
实践中，长期以来，我国法院将“认罪态度”作为酌定情节，尤其是将“认罪态度不好，拒不供认”作为从重量刑的情节。但是，由于认罪态度语词本身的不确定性，法院以何种标准评价认罪态度对量刑的影响，尚未形成一套系统化、稳定化的刑罚裁量理念与制度，极易导致刑罚裁量结果任意化。
理论研究较为单薄。笔者以认罪态度、认罪态度与量刑及认罪态度对量刑的影响等主题或关键词在CNKI上进行检索，从1979年至2015年，我国较早关注认罪态度对量刑影响的学术论文有张之又的“认罪态度与量刑”。随后，关于此主题的探讨陷入沉寂。近三年来，关于此主题的探讨又开始复苏，如王恰的“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态度’好坏的具体标准”，喻福东的“论‘认罪态度’在量刑情节中的定位”及胡铭、冯姣的“认罪态度对法官判决影响的实证分析”。因此，笔者可以断言，我国学者关于认罪态度对量刑的影响的研究并不多。
通过梳理上述文献，笔者认为我国学者关于认罪态度对量刑的影响的讨论并不充分。在这些研究中，相关文章观点只是认为认罪态度与量刑之关系密切，认罪态度是法官量刑必须考虑的情节，却没有系统、深入论析认罪态度对量刑影响有无及大小。而且，现有理论成果多采用价值分析、规范分析和比较法等角度探讨认罪态度对量刑的影响，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对积极发挥认罪态度对量刑的影响有所裨益，而实证研究则相对缺乏；或者虽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但研究并不充分，而缺乏在我国法制框架下对认罪态度在量刑中的影响实践进行近距离、深层次的考察。
为此，笔者主持的课题组以认罪态度对量刑的影响为关注点，选择A省B市法院进行调研，试图通过阅卷、数据汇总、统计等方法把握与分析认罪态度对量刑的影响。课题组共选取盗窃、抢劫、故意伤害及贪污受贿等四类刑事案件的卷宗进行调查与剖析。之所以选择这四类卷宗材料，主要是考虑到这些卷宗包括的案件有暴力人身案件、暴力财产案件及非暴力财产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可保障案件类型选取的代表性。另外，课题组以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与2014年五年审结的一审刑事案件作为研究总体，随机抽取176份卷宗（见表1），可保障案件选取时间与案件数量的随机性。
基于上述考量，本文的行文脉络是：首先通过对随机抽样案卷的数量情况进行考察，对认罪态度在我国量刑实践中的适用状况进行全面展示。随后，分析了此种状况存在的原因，指出认罪态度为什么普遍地适用于量刑。这之后，对量刑中如何定位与评价认罪态度进行了简短的讨论，并据此提出如何改革与完善认罪态度在量刑中适当评价的看法。最后，对认罪态度在量刑证据体系中的可能走向进行展望。
二、认罪态度在量刑中的适用状况考察
从卷宗材料（包括判决书、庭审笔录、辩护词等）的内容观察，认罪态度在量刑中的记载主要有认罪态度好与认罪态度不好两种形式，而对于认罪态度一般的被告人，卷宗材料通常并未描述认罪状况。通过卷宗材料记载、描述的认罪态度在量刑中的实践状况，可管窥认罪态度对量刑的可能影响。
（一）认罪态度在整个量刑要素中所占比重较大
根据“量刑指导意见”，量刑要素分为法定要素和酌定要素。考察发现，认罪态度在整个量刑要素中所占比重较大，其中认罪态度好在整个量刑要素中所占比重也不小。如表2所示，量刑要素共798个，其中法定要素340个，占量刑要素总数的42.61%；酌定要素458个，占量刑要素总数的57.39%。认罪态度210个，占量刑要素总数的26.32%。其中，认罪态度好208个，占量刑要素总数的26.07%；认罪态度不好2个，占量刑要素总数的0.25%，低于认罪态度好约26个百分点。这说明法官直接认定认罪态度不好的案件并不多。
此外，在酌定要素中，认罪态度好远超过其他酌定要素的占比。如表2所示，认罪态度好占比为45.41%，超过排名第二的退赃约26个百分点。
（二）从认罪态度类型分析，认罪态度好对量刑从轻影响较为显著。
对此，可从两方面说明。一方面，和认罪态度一般、不好相比，认罪态度好对量刑从轻影响显著。如图1所示，认罪态度好的被告人共208人，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和缓刑的比例分别为6.73%、4.81%和11.54%，合计为23.08%。而认罪态度一般、不好的被告人共188人，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和缓刑的比例仅分别为5.32%、1.06%和3.19%，合计仅为9.57%，较认罪态度好低约14个百分点。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因认罪态度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和缓刑的比例虽然不高，但明显超过认罪态度一般、不好对上述同类处罚的影响，认罪态度好的被告人更容易获得量刑从轻的机会。
另一方面，从案件类型来看，非暴力财产案件、暴力财产案件及暴力人身案件中认罪态度好对量刑的影响有明显的差异性，呈现出量刑从轻幅度不断走低的现象。相对而言，认罪态度好对非暴力财产案件的从轻量刑影响十分突出。
如图2所示，在非暴力财产案件（盗窃与贪污受贿案件）中，法院直接认定认罪态度好的被告人共120人，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和缓刑的比例分别为11.36%、11.36%和43.18%，合计高达65.9%。而在暴力财产案件（抢劫案件）中，法院直接认定认罪态度好的被告人共46人，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和缓刑的比例分别为8.69%、0和0，合计为8.69%；在暴力人身案件（故意伤害案件）中，法院直接认定认罪态度好的被告人共42人，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和缓刑的比例均为0。暴力财产案件与暴力人身案件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和缓刑的比例的总和仅为8.69%，较非暴力财产案件低约57个百分点。
（三）从评价主体观察，认罪态度好的量刑意见受到律师积极追捧，且对从轻量刑产生了重要影响。
调研显示，律师、检察官与法官为评价被告人认罪态度的主体，三者关于认罪态度的评价对量刑的影响有较大差异。
在律师辩护意见中，认罪态度好成为律师积极追求的量刑情节，且对量刑从轻影响较为显著。律师提出认罪态度好情节的被告人有198名（396名被告），占50%；其中，法官判定认罪态度好情节的被告人有158名，占79.8%，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缓刑比例分别为12.66%、1.27%和11.39%，合计达25.32%；而法官判定认罪态度不好的被告人有2名，占0.5%，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缓刑均无1人，较法官认定认罪态度好情节低约25个百分点。
对检察官而言，对认罪态度的评价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直接对被告人做出认罪态度好与一般、不好的评价，两者数量不同，且对量刑影响也有较大差异。在量刑建议中，检察官提出认罪态度好情节的被告人有24名（396名被告），占6.06%，较律师辩护低约44个百分点。而且，这些情节全部得到法官认可，占100%，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缓刑16名，占66.67%。而检察官提出认罪态度一般、不好情节的被告人共14名（396名被告），占3.54%，全部没有得到法官理会，占100%，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缓刑共2人，占14.29%，较认罪态度好情节低约52个百分点。这说明检察官尽管提出认罪态度好的情节不多，但对法官从轻量刑的影响却十分显著。相反，检察官提及的认罪态度不好情节与量刑从重并不直接相关。二是对律师提出被告人认罪态度好的意见进行再评价。在律师提出认罪态度好情节后，检察官并非持否定意见，而是不予置评，甚至会与律师提出相同的量刑建议。这说明律师提出认罪态度好的辩护策略阻力小，量刑辩护效果明显。
上述律师、检察官提出关于认罪态度的量刑意见或量刑建议后，法官往往是被动对律师、检察官的意见进行评价。但是，在自我辩护的案件中，当检察官没有提出认罪态度问题的建议时，法官往往会主动对被告人的认罪态度进行评价。此种评价意见主要是认罪态度好的判定，并成为量刑的依据。据统计，在自我辩护被告人中，有认罪态度好情节的被告人50名（396名被告），占12.63%，较律师辩护低约38个百分点。
对此，我们可以得出大致结论：一是律师、检察官和法官均有追求被告人认罪态度好的偏好。不过，和检察官、法官相比，律师提出认罪态度好量刑意见的积极性更高，且其对法官从轻量刑发生了重要影响。二是检察官既会提出认罪态度好的量刑建议，也会提出认罪态度一般、不好的情节。和认罪态度一般、不好的情节相比，检察官提出认罪态度好的情节相对占多，且对法官从轻量刑影响显著。相反，检察官提出的认罪态度一般、不好的量刑建议，对法官量刑影响却不显著。三是法官不仅评价律师、检察官提出的关于认罪态度的评价意见，也时常在自我辩护的案件中直接给出认罪态度的评价意见，只是后者的评价主要是给出认罪态度好的认定。
（四）小结
上述统计显示，在当前的量刑实践中，认罪态度在量刑要素总数中所占比重较高，而尤以认罪态度好所占比例最高。不同认罪态度类型对量刑的影响有所差异，且即使同一认罪态度类型在不同案件类型中也显示出明显的差别。认罪态度的数量及其对量刑的影响在不同主体之间差异较大，尤其是认罪态度好已成为律师努力追寻的常态要素且对法官量刑产生了较为实质的影响。已有的最高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也表明，这一现象绝非仅见于调研地区法院。可见，认罪态度状况尤其是认罪态度好已成为一种影响量刑较为有效的情节。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根据刑事法律、司法解释与司法文件，明定的法定要素与酌定要素本应受到青睐，法律定位模糊且具有较强主观性的量刑要素——认罪态度——本应在量刑中受到冷遇。但是，通过对抽样案卷中文书材料的考察，我们发现，量刑实践中刑事诉讼主体以认罪态度作为量刑意见或裁判依据的现象较为普遍，这弱化了法理上应通过提出或使用法律、司法解释明定的量刑要素才能影响量刑的功能。
三、溯源：实践与制度偏离的现实动因
虽然从功能上看，法定与酌定情节都能够影响量刑，但就影响力而言，可以认为，立法授权的法定情节对法官裁量行为的制约性应强于司法实践概括与总结出的酌定情节，更强于实践中徘徊于法律边缘而影响量刑呈动态或弹性特征的认罪态度。但是，刑事诉讼主体却更多地选择了认罪态度作为量刑意见或刑罚裁量依据。此种选择是有悖于正常的行动逻辑。为何如此呢？可从三个方面解析：
（一）观念驱动——“坦白从宽”惯习思维影响下的行为逻辑
调研显示，检察官、法官等办案人员偏好评价认罪态度问题，其原因可能主要与我国一贯实施的“坦白从宽”的刑事司法政策有关。长期以来，在我国传统的法律框架下，“坦白从宽”对办案人员办案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种思维惯习的驱动下，认罪态度也就自然成为办案人员诉讼各阶段评价被指控者是否“坦白”的具有直接影响力的指标。比如，在侦查程序中，侦查人员会对犯罪嫌疑人是否认罪及如实供述给予评价，并反映到侦查案卷中，以作为检察院起诉或法院审判时的参考。在庭审程序中，法院根据被告人庭审时的认罪情况判断是否对其从宽处罚。不过，在量刑实践中，“坦白”与“从宽”之间并非是常规的、直线的和确定的联系，而是呈现出异常的、曲线的和弹性的变化。比如，在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虽然认罪并如实供述案件事实，但是侦查过程中关于认罪态度好的记载、描述是否准确反映在判决书中却不太确定。在庭审程序中同样如此，尽管检察机关提出认罪态度好的量刑建议或被告人当庭自愿认罪，但是不一定为法院所采纳或认可。
正是由于上述现象的存在，为进一步落实“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刑法修正案将坦白作为一项法定量刑情节。可以认为，“坦白从宽”的法律化，对于破除“坦白”难以从宽甚至不从宽、相反可能从严的困境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同时，相比其他量刑要素，认罪态度本身反映出的言行表现（如痛哭流涕的陈述）会唤起办案人员的视角刺激与心理触动，进而对办案人员的决策发挥更为直接的影响力。于是，在“坦白从宽”的惯习思维指引下，以及认罪态度对办案人员的可视化影响，办案人员会更加重视与评价被追诉人的认罪态度，并做出相应的认定结果。当下，认罪态度已成为办案人员普遍评价被指控者的“合法”情节。
（二）制度驱动——认罪态度认定要求不高作用下的行为选择。
从立法上看，各类法定量刑要素的认定标准主要反映在司法解释、司法文件中。比如，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颁布的《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分别就被告人的自首、立功等量刑事实的认定做出细致规定。2010年“两高三部”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9条、第40条分别就自首、立功、累犯、未成年人等量刑事实的审查与认定做出严格限定。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以上述条文为基础，其第110条、第111条、第112条对自首、坦白、立功、累犯、毒品再犯及法定责任年龄等证据材料的审查与认定又进行了一定的完善。据此分析，自首、立功、累犯、未成年人等法定要素的认定标准较为严格，能否采纳取决于法院对证明法定要素诸多证据材料的审查及有无相关材料佐证的判断。然而，司法解释、司法文件并未对认罪态度的认定标准附加任何限制要求。因此，相较而言，认罪态度在量刑中的使用门槛较低。
不过，前述司法规范比较也许会引起一些质疑，因为从理论上看，一些酌定要素的评价程序也显示出与认罪态度的认定一样的便捷性。这就需要继续解释地是，刑事诉讼主体为什么仍然较多地选择认罪态度，而不是其他酌定要素？调研显示，对于酌定要素而言，以稍逊于认罪态度数量的退赃为例。176件案件（仅有盗窃、抢劫与贪污受贿案件存在退赃行为）共有退赃情节88个，尤以盗窃案件（36.36%）与贪污受贿案件（47.73%）等非暴力财产案件所占比例较高。（见图3）。
究其原因，从数量上看，并非所有案件都涉及退赃行为，比如一些暴力人身案件（如故意伤害案）就根本无法提出退赃这一量刑要素，即使一些案件涉及财物但也不确定就一定有退赃行为（如财物用于吸毒、赌博等），这就决定退赃在总体数量上会显得不充分。另外，退赃的评价是基于客观的退赃行为，无行为即无评价。相反，认罪态度的评价几乎适合于所有刑事案件，而且较其他酌定要素显得有些主观化。一旦被告人认罪且律师提出认罪态度好的意见，被法院采纳的可能性极高。因而，和其他酌定要素相比，认罪态度具有比较优势。
（三）功利驱动——认罪态度调查成本低而收效高激励下的价值选择。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1条的规定，“经证人或其他有关单位、个人同意，可以向其取证；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需要经检察院、法院许可及本人同意。”这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但是，实践中，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运行状况并不如意。调研发现，样本案件中参与辩护的律师共有258名，只有104名律师有举证行为，占总数的40.31%；154名律师在庭审中无举证行为，占总数的59.69%（见图4）。
这表明，辩护律师举证率较低，律师调查取证尚不积极。在调查取证内容上，律师主要倾向于提出量刑证据，而在提出的量刑证据种类中，则偏重于酌定要素。
由于律师无法有效展开调查取证，出于保障被告人有利实体判决的考虑，律师可能会选择规避举证难度大且效果不佳的行为方式。那么，律师的有效辩护应既不是付出代价高昂的调查成本，也不是基于调查所获证据难以得到法官认可，而是以较小的成本获取法官对律师举证的高采信率。基于这样理性经济人的角色与功利动机，认罪态度问题的提出也就纳入律师辩护的范围。这似乎成为律师调查取证困难情况下便宜行使权利的理想处理方式。因为从调查成本来讲，判断认罪态度好坏的标准较为简略与直接，无需复杂的推理与判断，认罪态度的调查成本较低。另外，从举证效果来看，调研结果也表明律师提及的认罪态度好的意见没有引起控方实质意义上的对抗，庭审采纳率也较高。
四、问题与进路
（一）问题之揭示
前述关于认罪态度在实践层面的适用状况，已经表明：理论上本应受到限制的认罪态度普遍适用于量刑之中，且对量刑影响较显著。鉴于认罪态度在量刑实践中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加以重视与运用。只是由于认罪态度定位的模糊性，极易造成评价结果的主观性与随意性，调研结果已反映出相关问题。因此，对认罪态度在量刑中适用需要建立一套客观化标准规范各刑事诉讼主体的话语与行动。我们认为，量刑中恰当评价与使用认罪态度应既能达到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之功效，又能体现保障被告人量刑公正之目的。以此标准检视，实践中认罪态度在量刑中的适用还是存在诸多问题。
问题之一，认罪态度对量刑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一方面，调研结果显示，由于认罪态度在立法上的模糊定位，尽管认罪态度好在全部量刑要素所占比重较大，但是其对量刑到底有多大影响却不明，致使实践中法院对认罪态度与量刑的关系认识与评价也是模棱两可，进而影响到对不同认罪态度类型的被告人处罚标准把握不够准确，出现时轻时重、宽严不当的现象。比如，对认罪被告人而言，令他们牺牲了部分诉讼权利，却可能没有得到司法机关给予肯定的奖赏；对那些拒不供认的被告人来讲，却也没有得到适当的惩罚。另一方面，认罪态度好也会因案件性质与法外因素的影响而受到搁置甚至否定。律师即使提出认罪态度好的辩护意见，检、法却可根据案件事实及社会影响而有选择性地给出认罪态度的意见及相应的刑罚。尤其是法官往往以“认罪态度好”或“认罪态度不好”的结果替代认罪态度的认定过程，判决书说理过程不充分。此种不受约束的甚至带些“任性”的认罪态度评价机制，容易造成重刑化或民粹化司法趋向，不仅在调研地区显现较突出，而且在全国亦是如此。从效率角度观之，这显然不利于激励被告方认罪，势必增大办案成本，消耗司法资源，尤其是加大了诸如涉黑、贪污贿赂、毒品等案件的侦破难度，从而影响到刑事司法制度处理刑事案件的效率。从公正角度探之，此种不明关系造就认罪被告与拒不认罪被告相同的处理或相同案件做出不同处理，既可能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又会引发民众对刑事司法程序公正之不满、质疑，进而威胁到司法公正的大厦。无论是从效率角度，还是从公正层面，认罪态度对量刑的影响都需要确定化。
问题之二，认罪态度与其他量刑要素受到重复评价。
在量刑要素的评价实践中，存在两种现象：一是认罪态度与法定要素的独立适用，如认罪态度好与自首、坦白等情节同时出现在裁判理由中，但是前者与后者并非因果关系，而是相互独立存在并对量刑发挥着积极作用。二是认罪态度与其他相似性质的酌定要素混同评价，如认罪态度好与主动认罪、积极认罪和自愿认罪等情节一同出现在判决书内，前者与后者表达的意思基本相同，但却各自为不同的量刑要素。可见，认罪态度与其他量刑要素之间的相似性甚至同一性关系，显然违背刑法确定的同一量刑要素不得重复评价的原则，极易造成量刑不均衡而不当损害被告人的权益。
问题之三，认罪态度受到法官积极、主动地评价，可能损害法官中立性与被动性。
在调研地区，法官不仅评价控辩两造对认罪态度的评价，还会主动评价自我辩护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对后者而言，可能产生两方面的量刑效果：一方面，对无律师辩护的被告人而言，法官主动认定被告人认罪态度好的作法，其合理性可纠偏失衡的控辩两造，帮助处于弱势地位的被告人获得从轻量刑的机会与条件，从而有助于体现量刑公正。另一方面，作为中立、消极的裁判者，法官积极、主动地评价被告人的认罪态度会有违无罪推定原则之嫌，并可能对被告人享有的不自证其罪权造成压制，反而易造成无辜被告人被迫认罪的情形。而且，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更易做出对被告人认罪态度不好的评价，进而影响到对法官量刑的判断。因此，从保障被告人权益角度，法官如何既能发挥纠偏两造之间力量差异的作用，又能维护法院的中立性与消极性地位，而非成为检察机关打击犯罪的同质性力量，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二）进路
基于前文的分析，对认罪态度在量刑中的评价与适用实有必要进行改革。揆诸现实，首先要解决的是立法应明确认罪态度对量刑的影响，使得被告人在认罪后得到与之相适应的刑罚处理结果，避免强调打击犯罪而忽视保障被告人权益的价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认罪态度在量刑中的评价机制，即设立认罪从宽的告知程序，合理划分认罪态度的类型及提供相应的处理结果。另外，在司法操作层面，应确立法官对认罪态度的精细化量刑模式。具体言之：
1.立法应明确认罪态度对量刑影响的理念
当前，我国现行立法对认罪态度的涵义、性质及认罪后的法律后果均语焉不详。而实践中公安司法机关又是十分重视被告人的自白，往往采用奖励、劝说甚至非法方法获取自白。这造成实践与立法的偏离。总体来看，立法仅提供了“大棒”的重刑工具，却并未给予被告人认罪后而获取“胡萝卜”的减刑折扣，这令被告人在诉讼行为与获取收益之间不对等。因此，从根本上讲，被告人认罪只是作为公安司法机关查明事实与打击犯罪的工具，却未能成为增进被告人权益的一部分。已有规范并未从实体意义上确立被告人认罪态度的价值，而且强调打击犯罪单线式的立法进路也不利于保障认罪被告人的权益。2015年《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指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明确被告人自愿认罪、自愿接受处罚、积极退赃退赔案件的诉讼程序、处罚标准和处理方式，构建被告人认罪案件和不认罪案件的分流机制，优化配置司法资源。”对此，我们认为，立法应当采用“大棒加胡萝卜”的双轨式的改革方案。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鉴于认罪态度的评价在法院量刑审酌因素中占绝大多数，立法可将犯罪后态度或认罪态度作为法定情节，根据不同案件类型，在条款设计上分别采用相应的量刑方案，比如规定在侦查或审判中真诚悔罪，非暴力财产案件中认罪态度好的被告人，采用“必减主义”，而对暴力人身案件和暴力财产案件采用“可减主义”，即根据犯罪情节轻重，可从轻、减轻或免除其刑。另外，对其他不同认罪态度类型的被告人应适用不同程度的量刑政策，重点体现出国家给予一定程度减免认罪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利益。通过此种确定化立法构建的鼓励被告人认罪的刑事法律体系，能够在满足获取被告人自白的合理需要与保障被告人因认罪后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之间保持适度平衡，从根本上树立保护认罪被告人权益的理念，从而明确认罪态度与量刑之直接关联。当然，此种理念设计可能引起学者的质疑，即建立鼓励被告人的认罪体系将与无罪推定的原则相冲突，造成运用刑讯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的风险提高，而形成刻意追求认罪态度好的偏好，极易造成冤假错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念斌案及呼格吉勒图案等典型冤案即是明证。笔者以为，此种质疑有理有据，值得反思。不过，一国刑事诉讼追求的价值不仅是司法公正，还应关照诉讼效率，而诉讼效率的提升取决于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建立认罪认罚体系，对认罪被告人给予合理的量刑优惠显然有助于优化司法资源配置，进而实现量刑公正。那么，问题的关键也许并非仅在于理念设计本身，还在于是否有相应的比较完善的认罪态度评价机制，以规范办案人员的行为模式，减少甚至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在笔者看来，后者更为重要，下文将重点阐述。
2.建立常态化地认罪态度评价机制
其一，改进认罪从宽的告知制度。
诉讼效率与公正量刑是一国刑事诉讼的重要价值。在刑事诉讼中构建认罪认罚体系，优化配置司法资源，有助于实现诉讼经济与量刑公正的目的。显然，建立认罪从宽制度意义重大。对被追诉人而言，首要地是知晓认罪与量刑之关系及具体内容，明确认罪态度对量刑的可能影响。对此，有必要设立认罪从宽的告知制度，使得被追诉人在诉讼中对是否认罪及如何认罪可从宽做出选择。我国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在第118条第2款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从而认可了认罪与从宽之间的逻辑关联。然而，该条款的不足是原则性较强，没有明确告知方式、告知内容与告知责任，进而导致条款的操作性随意性过大。为此，认罪从宽的告知制度应在已有条款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具体而言，首先，认罪从宽告知制度应在侦查阶段实施，即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之日告知犯罪嫌疑人。这是因为随着2013年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早期性（比如较早地会见嫌疑人、接触证人、被害人等）、深入性（比如较为细致地了解案件事实、增加取证的数量等），可能影响嫌疑人的认罪态度。尤其是嫌疑人一直沉默或否认罪行直至聘请律师为其辩护时，侦查人员取证能力将受到极大的冲击，或许直接导致侦查机关最终无法指控。在如是侦查程序中，侦查机关面临的办案难度及成本会增大。此时侦查人员如能早期告知嫌疑人认罪对从轻量刑幅度的影响，无疑对减小取证难度，缩减侦查成本，提高办案效率是十分有利的。其次，在告知方式上，侦查机关应采用口头与书面相结合的告知形式，并在讯问笔录上记载。由于相当一部分嫌疑人文化程度较低，采用书面形式不利于嫌疑人明了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单独制作一份告知书可能不利于节约司法成本，反而降低办案效率。适当的做法是在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之时，就应口头告知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及认罪从宽的法律规定，并对嫌疑人的言辞与态度进行详细记载，让嫌疑人在讯问笔录末尾签名确认。再次，在告知内容上，侦查机关应告知嫌疑人在侦查的不同环节享有不同的量刑幅度。比如办案人员应告知嫌疑人在侦查人员第一次讯问至逮捕前、逮捕后等认罪表现情况不同，获得的量刑折扣就存在递减效应。换言之，嫌疑人认罪愈早，享有的量刑优惠愈大。最后，明确告知责任。现行刑事诉讼法仅是规定办案人员“应当告知”，而对违反告知制度的人员却未规定惩戒条款，这可能使得法律条款徒有其名。为保证认罪从宽告知制度能得到有效地执行，应当进一步规定不履行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明确相关办案人员应承担的责任，如办案人员违反告知制度，嫌疑人的供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以保障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其二，明确认罪态度的类型及其相应的处理结果。
明确认罪态度对量刑的影响是刑事法律及司法解释必须应对的现实问题。当然，在考虑我国当前法治与社会环境下，刑事法律及司法解释的修改也需要参考域外法治经验。以美国为例，量刑法则明定将坦白认罪作为法官量刑考虑的因素，被告人认罪行为的适时性决定着法官量刑幅度的大小。换言之，被告认罪愈早，享有刑度愈轻。其主要理由是法官认为被告人坦承罪行为犯罪后态度良好之表现，以及认罪后可节省诉讼资源等。在德国，《德国刑法典》第46条规定，“法院在量刑时，应权衡对行为人有利和不利的情况。特别应注意下列事项：……行为后的态度，尤其是行为人为了补救损害所作的努力。”其第46条a还规定，“行为人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法院可依第49条第1款减轻其刑罚，……①行为人努力与被害人达成和解（行为人——被害人和解），对其行为造成的损害全部或者大部予以补偿，或认真致力于对其行为造成的损害进行补偿的，或②在行为人可以自主决定对损害进行补偿或者不补偿的情况下，他对被害人的损害进行了全部或大部补偿。”由此观之，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其刑法中均注重法官量刑时审酌认罪态度，并且确认了认罪态度对量刑影响之具体内容。
反观我国刑事法律及司法解释，关于认罪态度对量刑的影响规定十分抽象、笼统，既未明定被告人认罪态度包含的内容，也未厘清认罪态度对量刑的具体幅度。这亟待立法规范与调整，而域外法治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值得我们参考、借鉴。首先，明确认罪态度的具体内容，这可通过增强规则的操作性与消除规则之间的矛盾性实现。根据司法实践的用语惯习，认罪态度可划分为认罪态度好、认罪态度一般及认罪态度不好等三种类型。这里需要注意区分三种类型涵射的内容：一是认罪态度好与自首、立功、坦白、当庭自愿认罪、赔偿、退赃与被害人谅解等量刑情节之间的区别。一方面，当法院认定被告人认罪态度好，而案件中又无其他诸如自首、坦白和当庭自愿认罪等同质量刑情节时，应将认罪态度好作为一个独立的量刑情节进行评价。另一方面，当认罪态度好与自首、坦白和当庭自愿认罪等量刑情节并立时，应将它们合并评价，即将自首、坦白和当庭自愿认罪作为认罪态度好的表现形式，但可与立功、赔偿、退赃与被害人谅解等情节单独分立开来。理由主要在于：从广义上讲，自首、坦白和当庭自愿认罪均属于行为人犯罪后态度的范畴，因此，法院不得对认罪态度好与自首、坦白等同质性情节重复评价。从整体来看，由于量刑证据稀少，法院将认罪态度好与立功、赔偿、退赃及被害人谅解等情节区分开来，可增加量刑证据的规模，增强辩方的抗辩能量，进而矫正显著失衡的诉讼构造。二是认罪态度一般包括保持缄默或消极否认罪行等言行表现。我国刑事诉讼法虽赋予被告人不强迫自证己罪的权利，但也对该权利做出一定的限制，即要求被告人如实回答与侦查人员提出的与案件相关的话题。这一自相矛盾的条款折射出立法者寻求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平衡之努力，但也使得实践中对保持缄默或消极否认罪行等言行表现适用量刑可能变得混乱。尤其是容易将保持缄默或消极否认罪行等作为认罪态度不好的言行表现而做出对被告人从重量刑之处断，这显然是不恰当的。为此，有必要对保持缄默或消极否认罪行等言行表现进行重新定位。实际上，对其采取较为中性的认定，只是作为认罪态度一般的表现，有助于纾解前述两种价值之间的张力，使之保持合适的平衡。三是认罪态度不好主要是指无理狡辩，积极否认犯行或攀诬他人有罪等言行表现。需要指出的是，司法主体将翻供作为认罪态度不好的诉讼行为表现需要慎重考量。理由主要是：被告人翻供理由较为复杂，既有侦查人员逼供、骗供、诱供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也有被告人自身寻求规避或从轻处罚的主观动机，因而，法院直接将翻供作为对被告人从重处罚的理由显然是欠妥当的，需要结合翻供前后证据综合判断。
其次，具体化认罪态度对量刑的影响，即划定被告人因不同的认罪态度而负担不同层次的量刑结果。认罪态度好则量刑从轻，认罪态度一般则量刑不评价，认罪态度不好则量刑从重。同时，根据认罪态度的具体表现，法官可结合《量刑指导意见》与《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给予被告人更加细化的从轻或从重的量刑幅度。比如，对认罪态度好（或不好）的被告人，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或增加）基准刑的10％以下（或以上）。另外，关于认罪态度与其具体言行表现的关系的部分条款需要做出修正，比如，司法解释与司法文件应进一步整合认罪态度与自首、坦白和当庭自愿认罪等情节的量刑幅度。值得注意地是，在具体化认罪态度对量刑的影响后，有必要对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环节认罪态度的评价可能无法衔接审判的状况进行改进。具体做法是：由侦查机关在《起诉意见书》中专门说明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使得法院做出的判决包含对认罪态度的评价回溯至侦查阶段，以兑现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从宽处理的承诺，令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罪行后的心理预期不再落空，进而形成激励其他犯罪嫌疑人如实主动供述的良性循环效应，才能起到真正弥合“坦白”与“从宽”之间鸿沟的作用。
最后，在司法操作层面，应确立法官对认罪态度的精细化量刑模式。具体言之，首先，在认罪态度的评价上，应以法官中立、被动地裁判为原则，以主动为例外。一般而言，在有律师辩护的案件中，只有律师、检察官提出认罪态度问题的意见后，法官才能做出评价与认定。仅在无律师辩护的案件中，而检察官又未提出被告人认罪态度的问题时，出于平衡控辩双方力量的考虑，在被告人主动认罪的情况下，法官可以直接评价与认定被告人的认罪态度，且只能提出有利于被告人（即认罪态度好）的意见。不过，上述改革方案在当前控辩力量悬殊时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从长远看，应减少甚至避免法官积极、主动地评价认罪态度问题。其次，在操作层面，法院应改变“认罪态度→量刑”的模糊评价路线图式，而以“自首、坦白等（虚构事实、攀诬等）具体行为表现→认罪态度好（不好）→从轻（从重）量刑”的精细化评价路线图式替代之。换言之，法院不应在现今审判实践当中抽象评价被告人认罪态度，或是将认罪态度好（不好）与自首、坦白等（虚构事实、攀诬等）情节一同适用与评价，而是将各类具体化情节作为认罪态度的一种表现形式予以精细化调整，避免重复评价。同时，对以往判决书显示出法官对认罪态度评价的模棱两可的暧昧司法进行改进，强调对判决书的充分与精确说理，尤其是必须提供认罪态度好或不好需要做出从重量刑的判决理由，进而反映出认罪态度的具体表现与刑罚裁量结果之间的可视化逻辑关系，而非以概括式语句抽象出法官似是直截了当的刑罚裁断。
五、代结语：观察认罪态度在量刑证据体系中的可能走势
如前所述，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渐进实施，侦查过程中律师辩护的早期性、深入性可能会影响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在如是背景下，认罪案件是否会减少？或者犯罪嫌疑人虽认罪但可能不完整、不彻底、不稳定成为常态？如果上述推断成立的话，那么，相较过去，认罪态度问题是否就会减少，进而影响到量刑证据体系的构成？对此，笔者并不敢妄加揣测，借此文夸大认罪态度在量刑中的地位与作用。但是，从目前认罪态度问题在量刑要素中占有较大比重来看，可以合理认为，认罪态度问题在量刑证据体系中已不可或缺。倘若未来认罪态度问题有所减少，将会降低本已稀缺的量刑证据的整体数量，也将使得本已相当自由的刑罚裁量权变得更加自由，最终将出现加重量刑不均衡性、不可预期性的可能。有鉴于此，笔者对未来被追诉人认罪态度在量刑证据体系中的走向给出两点推断。一种走向也许是认罪态度尽管可以适用，但需要适度完善。一方面应是认罪态度的增量改革，即刑事司法体系需要增加认罪态度的数量，提供激励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因认罪而享有的政策性或法律性优惠，维系认罪态度与量刑折扣之间的直接关联；另一方面是认罪态度的存量改革，即刑事司法体系需要明确认罪态度评价的质量，把握其具体表现形式与量刑之间的规范化与常态化而非随意化与弹性化的联系，同时，还应祛除因被追诉人不认罪而致使对其一律从重量刑的状况，维系认罪态度与量刑之间的健康与稳定的关系。另一种走向也许是庭审记录或判决书中直接废弃认罪态度的表述，而改用具体行为表现形式替代，以此明确犯罪后态度与量刑的逻辑关联。被追诉人认罪态度在量刑中的可能走势尚待时日观察，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由于量刑证据在刑罚裁量中的比重不大，认罪态度问题应值得更多重视，只是关键在于如何渐进式改进并使之充当刑罚裁量的正当化依据。当然，对认罪态度问题的重视并非刑罚裁量不再或过少考虑罪行严重程度，而是法官在裁量控制中不仅仅关注行为人的罪行严重程度，更需要将裁判眼光聚焦于准确理解与把握主观恶性以及人身危险性等因素，以此实现刑罚的个别预防目的。
参考文献与注释：
以下点击可读：
实录 | 魏晓娜、张栋、常铮：死刑控制的程序模式 | 樊崇义法学大讲堂第四讲
刘品新：论区块链证据 | 提前展示的精美课件 | 法大“证据科学春季论坛”第一讲
田永伟、彭晓晴：“纯感情投资”是否构成受贿罪，如何准确认定准自首？
编辑 | 南开大学法学院研究生 宋佳伟